卓新平：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了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明确的现实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特别指出，“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对我国宗教中国化之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阐述，其深刻洞见为我们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究和社会实践，已经有了多年的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学者们在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宗教中国化发展演变时追溯了这一推进的千年历程。一般而言，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推进必须涵括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之应有系统而科学的研究。目前宗教中国化的这一推进仍处于初始阶段，其真正实现乃一项任重道远、艰苦复杂的伟大事业，而在现实理解及实践中还将面临许多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全力推进，持续深化我国宗教的中国化。这种推进必须关注相关分歧，努力而科学地真正解决涉及的各种问题，对之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探究，提出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政治层面对宗教中国化的推进

在政治层面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需要对当代中国宗教的政治定位有客观评价和正确判断。笔者认为，我国宗教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方面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宗教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也是必须首先践行的，乃当务之急，时不我待，需要尽快体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必然要求。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此，就理应要求中国宗教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到爱党爱国爱教，在当今中国“新时代”发展中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而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意蕴中，已经明确论及我国宗教在政治层面以及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靠近和服从接受。也就是说，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认知鸿沟和政治障碍。这些年来，我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在政治层面上积极努力推动其自身中国化发展，有着爱党爱国爱教的明确表态和实际行动，表现出这种趋同性和向心力。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理论界仍然有着如下明确观点，即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在思想认知上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乃格格不入、截然对立，根本没有彼此对话沟通或调和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二者之间的任何协调及共存。如果按照这样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宗教界也就很难在政治上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及基本理论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其政治层面的积极适应。这种观点实际上打破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系统关联，形成了某种对立或悖论。若如此，我国宗教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则很难真正推进，在基本的理论观点、价值判断上看起来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目前在某些社会舆论和理论文章的相关表述上明显存在争议，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宗教界是否可以发自内心来“热爱共产党”，是否能够与“社会主义”思想（习惯性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相适应，以唯心和有神观念为特色的宗教是否会彻底接受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这些问题存在不少怀疑之论和表述上的模糊处理。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吴耀宗先生就曾尝试打破这些隔阂、越过上述鸿沟，针对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写过求证和论述的文章，有过沟通的积极姿态和对协同的认真探究。但其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也没有被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所肯定，故而在其刚刚启动时就不得不停止了。今天，在政治层面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时，吴耀宗曾遇到的问题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似乎令人感到仍有走进“死胡同”的危险。例如，在纪念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5周年的今天，对吴耀宗的思想研究就面临着如何深化其“爱国”精神的问题，也需要回答此运动与其他“自立”运动究竟有何不同、其关键突破点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等疑问。对此，如何对“宗教中国化”与“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加以系统关联，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直接影响其在具体实际中的践行。

其实，如果我们理论界能够更为系统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文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来认识宗教与社会的具体关系，看到宗教对其所在社会的依存和反映，将抽象层面认识与社会具体现实相结合来看待上述问题时，则还是有解决办法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论述和评价来看，其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突破就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指明没有抽象的宗教存在，各种宗教都是其所处时空中相关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也是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宗教意识形态，有其社会存在的前提和与其认识意识的逻辑关联。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关键突破，就是否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纯从观念上批判宗教的唯心主义错误，强调要走向批判产生这种宗教的社会，突出对当时社会、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批判。如果今天回到仅从观念上批判宗教的思路，则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及其前后逻辑关联，落回了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认知之窠臼。为此，这种逻辑关联和系统思考提示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一社会形态来具体分析存在于其中并依赖其社会而形成发展的今日之中国宗教，对之做出正确判断。这才是我们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本意所在，尤其在政治层面更应注意。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指出在宗教问题上，要对宗教的认识问题和社会存在问题有不同的处理，认识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渐进，这种认识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足够的耐心。而且宗教的认识问题不应该阻碍我们在社会现实中团结和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因此不能排拒和边缘化信教群众。这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中早已有清楚说明，而且还积累了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层面，显然有着两种不同认知和视角的交汇，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只能彼此绝对排拒、无法统一共存。所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首，今天仍需坚持和弘扬。对宗教与当代中国上述政治层面的问题之彻底和根本性解决，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层面对宗教中国化的推进

我国宗教社会层面的中国化，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适应和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积极参与。这既需要宗教界的努力，也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对其宗教存在现象的正确评估和包容接纳，即我们大众能够把宗教视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正常存在，宗教界也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合法组成部分，把宗教信仰者视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群众来对待。这里所需要的是双方双向积极性的共存互促，除了社会对宗教的包容和接纳，也必然要求宗教界人士自觉遵纪守法，树立明确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对自己的道德、人品、言行有严格要求，争取成为高尚之人和社会有用之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层面“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为了解决我国宗教界存在的教风教德问题，匡正教风，治理乱象，最近我国宗教界主动开展了“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全国性宗教团体纷纷发出《关于崇俭戒奢、正信正行的倡议》，成为从宗教界内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一致要求。因此，依法治理宗教，实现宗教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是在社会层面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举措。

但是，如果把我国宗教看作我国社会中的另类，让社会孤立甚至排拒宗教的存在及其对社会建设的参与，而不是热情鼓励、积极支持宗教与我们社会适应共存并为社会服务，则会无形使宗教成为社会中的某种“隔都”或异样（异化）性存在，从而难以促成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很难达到宗教在当代中国之社会层面的中国化。一旦合法存在的宗教受到无理质疑和不合法的限制，就有走向“地下”发展的可能，从而不再积极与主流社会相适应，转向消极应对、竭力周旋甚至奋力抗争，与主流社会和主流舆论分道扬镳。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出现过各种以宗教之名来反抗社会的事件。因此我们要高度警惕，防范宗教中这种“另一类选择”出现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是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以及宗教管理的政策水平，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严格执法，这些是我国宗教在社会层面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体现党和政府依法治理宗教的重要原则，将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与依法治理社会有机结合。应看到，党和政府在基本态度上并没有根本否定宗教的教义教规及行为规范等意向，而是要求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治体系。

在社会层面系统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还应看到中国社会与宗教关系的如下两大特点。一方面，中国自古就存在宗教，虽然后来有外来宗教传入，但古代中国宗教存在乃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上，自古代实行“绝地天通”改革以来，中国就基本上一直处于“政主教从”或“政主教辅”的独特政教关系之中，与境外古今的“政教合一”或“政教分离”等政教关系截然不同。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社会中这种宗教存在及其社会功能的特点，看到宗教适应中国社会有其历史渊源和基础，对中国宗教的社会历史存在及其现代延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将具有这种政教关系传统的宗教排拒在社会之外。另一方面，中国宗教具有多元存在的社会传统。除了“建制性”宗教，中国宗教也多呈现其“弥散性”的传统和特色。而在其信仰性质上，除了外来的“神统”宗教之外，中国宗教更多表现为“人文”宗教、“宗法性”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信仰传统及民俗关系密切。甚至外来宗教入华之后，也普遍受到中国社会这种民族及民俗传统的巨大影响。中国社会这种独特的吸引力和包容力，值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时高度注意。为此，在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更多注意中国社会的上述特点，在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时走出中国特色的独特道路。

三、文化层面对宗教中国化的推进

在文化层面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则是一个润物无声、水到渠成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体现的是文化上的沟通、理解和融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显然，宗教与文化是有着紧密关联的，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离不开其文化层面的考量，必须有文化方面的认知和思考。这些是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层次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实现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文化层面的宗教中国化并不是某种封闭性发展，而是关涉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包含对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辩证思考和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长就在于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而形成我国历史“厚德载物”“延续不断”的发展。因此，宗教的存在及发展中有着文化的沟通、文明的交流，宗教也是我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关键媒体。只有重视文化建设，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持久、彻底。

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对于宗教是否为文化，宗教与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关联，是否应有必要的文化理论来研究宗教以及是否可以从文化学角度展开对宗教的研究，当前我国理论界争议颇多，分歧很大，并没能达成广泛共识。于此，同样有着从根本上否定宗教是文化的观点，反对从文化层面来认识宗教，还有武断宣称宗教文化论是“错误思想”的观点，认为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宗教乃无稽之谈，反对从文化意义上来理解和评价宗教，甚至断言宗教不是文化、宗教与文化对立。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宗教研究就是首先从对宗教的文化理解上取得突破的，这一发展意义重大，不可轻易否定。

对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与文化关联的论述是显而易见的，明显有着文化层面的宗教认识和分析。如果提出不同意这一判断的观点，则需要指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阐述是其本身理论还是吸收前人或他人成果，并具体且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观点究竟是借鉴、肯定，还是批判、否定。于此则不能简单武断，而必须以理服人，对之加以具体论证。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论述的判断或臧否更是必须科学、严谨，不可轻率、随心所欲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本有的经典论述，更不可随意妄言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一方面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深入原典、基于文献，另一方面则在于切实认识中国国情、积极评价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就表达过对宗教的文化理解，例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对人民思想的束缚，但同时也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并提醒人们在看待宗教现象时要注意其相关文化元素。当今，我们需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宗教与文化关联的重要论述来思考、判断和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殿堂；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习近平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的主题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其中也论及“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这些讲话中有对宗教与文化关联的丰富内容的总结，也有对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精辟论述。事实上，马克思也曾指出：“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强调了从宗教史来认识、理解文化史的必要性。如果彻底否定从文化视角来认识宗教，没有文化理论、文化学术上的宗教探究，那么在文化层面推进宗教中国化根本无从谈起。这种否定和割裂可能使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任务浅尝辄止，甚至根本就无法实施。所以，文化层面的宗教中国化发展不仅必要，而且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从文化起源、文明历史来看，中外考古发现几乎不离对远古宗教的发现，中国诸多文物、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反映出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宗教现象的出现甚至早于相关语言文字的出现，因此宗教实际上乃人类文明及文化最早期的呈现之一。文化、文明的探源本身就离不开宗教。今天我们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最为吸引人的故事之一就是文明考古的故事。我们以中华文明五千年为骄傲，乃至已有“万年中国”之探和考古界学者对此的精辟阐述。而在考古发掘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文化探源中，宗教乃是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都需要以正确看待宗教为基础，看到宗教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同理，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也饱含丰富的宗教内容。“儒、佛、道”本来就是以宗教文化的方式来呈现，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少了这些宗教文化内容，则很难在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上撑起其核心价值。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忽视或否认其中包含有关宗教的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影响。试问我们今天向世界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悠久和博大时，若是离开宗教元素还有多少故事可讲？

宗教交流乃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文化交流之一，中国宗教在这种交流中把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外来宗教在社会适应中融入中华文化。因此文化层面的宗教中国化就是积极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有其亮眼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如果把宗教中国化中的文化因素排除掉，这种“化”既不能深入，也难以持久。所以，宗教中国化本身就是一项文化工程，必须看到并重视其文化存在、文化内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理论逻辑和社会实践上都不能否定宗教文化、排拒宗教文化。我们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及传承中宗教的古今存在及其演进变化，注意其文化功能及文化传播意义。而我国宗教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不仅可以推动宗教中国化走向深入，也可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关键在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弘扬。因而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考量，应该尽可能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作用。文化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丰富的蕴含，其中也理应吸纳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肯定宗教文化精华的存在。

四、结语

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和真正实现，必须面对前述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宗教中国化的难题，解决理论认识上的分歧，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的重要讲话非常及时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使我们获得了极大鼓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问题研究”，“进一步形成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合力”。这就点明了我们在坚持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任务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特别关注并深入探究这些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不可浅尝辄止，更不要回避矛盾或躲避困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也是对我们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的要求、布置的任务、突出的重点。我们对这一重要讲话的理解，关键就是要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突出了“系统推进”，意识到要对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以整体把握和全面领会。这种系统性审视和研究，充分体现出其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在社会实践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的理论及现实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来科学、正确、及时、稳妥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宗教中国化的片面理解和局部推进，而必须对其加以系统理解、系统推进。新时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宗教学研究乃任重道远，并不轻松。我们一定不负使命，要迎难而上、踔厉奋进。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