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道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译经、释经、讲经

二、译经

一般而论，翻译本身就是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和影响的事件，所以，圣经汉译也远不止于两种语言文字和文本的简单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互动与再生。“上帝的‘道’要通过人的语言来启示，基督宗教的全球传布，实际上是伴随着圣经的翻译而开展的。”同样，圣经汉译的历史“从一侧面反映了‘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遇的历史。一方面圣经汉译受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制约，另一方面圣经汉译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换言之，把圣经译成汉语无疑是“道”在中国成为肉身、在汉语语境中被广传的不可或缺的、首要的一环，也是中国人阅读、接纳和进入“道”的一个媒介。

1．圣经汉译的“经典化效应”

“经”与“典”在汉语语境中的文化内涵自古丰厚，经典往往记载的是圣人之言、名人事迹，是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文本，是社会活动的规范和人们行事为人的标准。“重视经典，甚至在生活行为实践中都以经典为本，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所遵循的传统。”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汉译历史长河中，圣经汉译本（特别是《和合本》）逐渐在中国教会中取得了经典地位；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影响还远远不够，“经典化效应”之路任重道远。

2．圣经汉译的“文学化效应”

西学汉译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和普遍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不同程度上启迪了中国文学的想象和创作”。如何扩大圣经汉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从而促进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遇、相知与磨合再生，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越来越具影响力的因素，这不但是圣经汉译的使命，也是中国教会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其实圣经汉译本的文学价值早已被中国文人学者所关注，其中周作人就评价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郑振铎也将圣经纳入了他所编的《文学大纲》里；朱维之甚至提出了翻译一部文学的汉语圣经的设想。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了以圣经素材为构思和写作题材的现代中国小说；在战争年代，圣经材料又成了表达爱国人道主义的一汪泉源。

3．圣经汉译的“文化化效应”

圣经汉译活动可说是历史悠久，圣经也被列为是影响中国的一百部译作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将在中华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这样“世俗化”（既任何宗教都不享有独尊地位）的接受语境中，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相当有限，其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道微言轻”。虽然如此，中文圣经译本仍一直在各个方面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总而言之，“上帝的话如果要清楚地传递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必得使上帝的话与这个时代的背景紧密结合”。

“翻译以语言为中介但又显然超越了语言本身。圣经汉译已经在圣经汉语建构过程中构成了特定的‘场域’，因而已经成为涉及社会诸多层面的问题，已然构成了基督宗教在传布中的历时性社会特征，成为了一个以圣经汉译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是从历史、语言还是社会学的角度看，圣经在漫长的汉译进程中，不知不觉地塑造了基督教的权威，构建了基督教的身份，促进了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转型时期，这更加突显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中华文化重组和创新的过程中，圣经汉译又能以何种角色来呈现，如何才能有益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是中国基督教新时代的责任和担当。

三、释经

从释经学的角度看，历史鉴别学（historical criticism）无疑有助于正确解经，首先它打破了从教父时期到中世纪由寓意解经（allegory）和预表解经（typology）垄断的局面，可以有效克服解经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其次它也可以避免现代人一厢情愿地以现代眼光和观念理解经文。它更提供了一套解经准则，帮助现代的解经者掌握每卷书的历史处境。因它强调圣经既是在特定的处境中写成的，了解经文的意义就必须将其放回过去的处境中去认识。“再透过小心仔细的语言研究，克服语文上的障碍，进而以历史和社会分析，重建每卷书的写作情况，描述作者向读者沟通的意念。”因为它们之间相隔四大距离——时间、文化、地域、语言。时间的距离让释经者对圣经时代缺乏足够的认识；文化距离使释经者面对圣经中的风俗、信仰和习惯等容易先入为主地做出偏见性的价值判断；地域距离往往叫释经者迷失于圣经中无处可考的“沙漠旷野”之间；而语言是“道”的载体，语言不通又会让释经者陷入“巴别塔”式的困境。历史鉴别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经文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经文的意义与其背景密切相关，而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如此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地解经，或望文生义地曲解圣经。只是以历史鉴别学为纲领或“代模”（paradigm）的宣讲，在以客观、抽离和冷静的态度为经文原意确定了一个所以然之后，必然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经文所呈现的意义与我有何关系？”

这样的问题自然又将释经的重点从研究经文背后的历史处境和经文原意转向了释经者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处境，于是就发展出了文学释经学（读者回应、叙事、结构、解构等）和社会科学释经学（如解放、文化、妇女等），最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些学者又提出了“圣经的跨文化解读”法，即在中国的经典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处境中诠释圣经，本人也认为这是一条圣经在中国经典化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multi-religious classics）构成的世界，在圣经传入之前，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在悠久历史中遗留下深深的烙印，塑造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思想学说及历史传统。在这样‘诸经并存’的处境中，圣经作为‘外来’之书，一方面与中国的文化经典形成张力，另一方面也面临在汉语语境中如何诠释的问题。”

“可以说所有宗教再不能成为绝缘体而不受影响，也不能拒绝外在的冲击而保持不变。人口的全球化使宗教在异地成为‘迁徙宗教’（religion in diaspora），在全球域化的处境中，宗教间之互动与融和趋于频繁和繁杂，对每一宗教的经典都要做出批判性的阅读（critical assessment），这样才能了解其中蕴藏着的对其他宗教的误解与不公平的评价。”对此李炽昌教授提出了“比较经传学”（comparative scriptures and exegesis）与“跨文本诠释学”（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他认为“比较经传学的建构对中国神学思想与中国释经学可能是具有巨大意义的。西方经典文本如何能够与中国经典文本创造性地交互作用，成就一种跨文本的释经目标；在何种意义上两个文本能在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彼此开启。这不仅是中国神学的基本问题，更进一步蕴含了对跨文化的释经学的深入理解，并在对古代宗教、文化经典的现代诠释中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总之，圣经诠释的实践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互动，使“我”在圣经中经验复活，让圣经在“注我”中获得新生。

四、讲经

讲经在基督教信仰活动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也是信徒获得宗教教导的主要平台之一，教会在每个礼拜天的崇拜中有以讲经为主的讲道，也有许多教会以查经班等形式讲经。因此讲经则为圣经经典化之路的另一途径，圣经的翻译与诠释最终目的“不是学术理想的实现，而是要把基督宗教‘信仰’化为信息，带到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使世俗化下的人明白，圣经不单是放在博物馆里的经卷，而是人类在不断探索真理和人生终极关怀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成果”。

从讲道学的角度看，讲道不应该是一个从传道人到经文再到信徒的单向沟通模式，而应该是经文、传道人和信徒三者之间互动的关联。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对传道人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纵向与上帝的互动，通过对圣经的阅读、理解、实践和宣讲努力实现自我的“人格升华”，确立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关系。二是横向与信徒的互动，立足于关怀他人“此在”和“当下”的处境，与之建立和谐友爱的关联。简言之，讲道就是对基督最大诫命的实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参《马太福音》22章37节至39节）因此，讲道也就是一种爱的侍奉和实践，是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行动。从经文到讲台是一种从圣经世界到现今世界的跨越，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用斯托得的话说就是：“我们所传讲的那位，不是架空的基督，不是与真实世界无关的基督，也不只是曾在历史上出现的基督，而是那位与我们同时代的基督，他曾活过且死过，现在又活着，为要满足今日人类各样的需要。”

中国教会在现代社会处境中传讲，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挑战是因为我们的讲道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圣经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现代圣经诠释学研究的成果无论在神学教育还是讲道中都涉及较少。事实上没有对经文进行处境化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有能力”的讲道。再加上世俗化的影响，讲道中的功利主义、个人崇拜和拜金主义抬头；非理性、反科学的说教时而有之；有消极悲观甚至是民间迷信的色彩。因此，既要加强“讲道神学”的训练，也应提倡“神学的讲道”。即“讲道者必须整合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礼拜学、牧范学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学识和文学素养，才能写出神学的讲章，宣讲时代的信息，喂养信徒灵命。所以讲道者生命的深度、讲道内容的完备、宣讲的技巧和与会众的互动，都是讲道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且环环相扣”。讲道的另一挑战是由于对社会的认识、关注和参与不够，导致有些讲道的信息只强调“属天”和“属灵”的层面，离“地面”和“人性”太远，往往给人以“‘道’不关己”的感觉。所以，深入开展三自爱国教育对提高传道人讲道的效果同样有很强的适切性。它可以培养传道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其社会参与、服务和伦理意识。在讲道中实现“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让“道”在我们的实际处境中成为“肉身”，就必然“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参《约翰福音》1章14节）。

圣经在被诠释的同时也要发挥其教导的功能——“讲经”，即通过有效的传递与宣讲“适切地把圣经文本意义融合在生活世界意义里，让古典的经文对现代人产生新的意义”。

总而言之，通过译经、释经和讲经，可使中国基督教做到内求信仰本真，外塑“仆人”形象，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处境中重新审视、定位、适应与融入。抓住突破与超越的机遇，在中国处境中实现“‘中国化’的全新‘自我’”。

（作者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

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基督教协会驻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