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按时候更新语言，更好推动中国化——《和合本》的语言策略与基督教中国化事工

一、导言

圣经翻译事工看似是一项藏在象牙塔中的学术工作，但是从教会历史来看，圣经翻译事工与教会发展密不可分，甚至是其内在动力之一。新约在希腊文语境中写作而进入当时已知的地中海世界；教父耶柔米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福音真理就进入更广阔的禾场；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是宗教改革的一项重要事业；中国教会在《和合本》出版之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可见，按时候更新语言，更好地本于真理传达福音，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简要论述新约希腊文和《和合本》的语言选择两个案例，并尝试阐发基督教中国化事工中，语言更新对于把握不变之真理福音的必要性。

二、希腊语的不断更新是为福音广传做预备

语言是在时空中产生和使用且不断发展的。新约希腊文所处的“时空地理”（topolect and chonolect），正好是古希腊文化不断更新发展后的成熟时期。这一语言历经荷马时期和古典希腊文之后，最后形成新约通用（koine）希腊文。新约希腊文也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和中期的范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新约文本在时间上属于“中期的通用希腊文”。

有学者指出，新约希腊文是受到了闪族语言的影响（influence of Semitic Language）的“中期通用希腊文”。“通用”（koine）基本的意思是“普遍的”“广泛的”。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公元322年），古典黄金时代希腊文结束，与此同时通用希腊文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而流传。这种混合特质的地方方言，在他的军队中流行起来，又随着他的东征西讨而传遍了希腊的殖民地，因此，希腊文逐渐具备了“普遍性”的特征和基因。其特点为：在精英们使用的语言与普通大众的方言之间找到了妥协与平衡，尤其注重服务大众的功能（serviceable）。

通用希腊文在被使用的六百多年时间里，刚好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的时候到达顶峰。更令人惊奇的是，希腊文这种语言，在历史上也只有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语言（Greek was universalized）。

我们有必要继续询问：新约希腊文是哪一种通用希腊文？其实新约时代人们所使用的通用希腊文类型，还有着更加细分的形式。分别有“口语方言”（vernacular）、“书面语”（literary）、“对话式”（conversational）和“阿提卡式”（Atticistic）。第一种是大众化、口语式的希腊文。第二种是书写的通用希腊文，多为学者间小范围使用。第三种是学者们使用的一种对谈性语言。这种语言的特色就是，绝大部分使用的时候，能够保证其语法的正确和严谨，但又不是完全的书写类语言。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亚兰语、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被当地人共同使用，但是哪种语言更为普遍，学者们事实上对此有着一定的争论。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所普遍使用的语言，就是希腊语。并且新约文本所使用的是第三种，也就是学者们的“对话式”语言。这种语言的优点就在于一方面最大程度上接触了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使得承载圣言的语言粗俗或无法表达崇高庄严的信息。

三、《和合本》的翻译是语言更新的中国化实践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和合本》。《和合本》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但至今仍是中国基督教会最具有权威性的、使用最广的圣经版本。其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寻找能够契合时代发展潮流，且能够最大范围传达福音的语言模式的过程。一个圣经的译本必须向人提供一个能够理解的文本，必须使人能够从中体会到圣经文本与自己有着切身的相关性。

《和合本》译者之一富善（Rev．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就提出以一种更为清晰、更为明确且更为单一的语言策略来进行圣经翻译事工。即一种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以及以这种白话为基础所形成的书面语言——白话文。丁韪良（Rev W．A．P．Martin，1827-1916）和鲍德温（Rev．S．L．Baldwin，1835-1902）两人，与富善一道，共同推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成立及《和合本》的翻译。

富善在《和合本》翻译过程中，在语言选择的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在1877年5月中下旬召开的传教士大会的有关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因为方言之不同而呈现出来的‘区域’差异之大，远不是一般传教士所能想象的！如果考虑到那些差异，难道在太阳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不成？仅就方言这单一内容而言，这让人怎不会联想到巴比塔！”在富善看来，表面上统一的中国，实际上因为语言或让人难以应对的地方方言而陷入一种“语言隔阂”或“语言分裂”之中，缺乏一种通用语以及能够兼顾底层普通大众的公共语文。富善提出：“本报告就是希望通过对文言文献与语体文献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与北京官话文献的比较，来为上述问题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

富善一方面在各种地方方言中寻求辨识北京官话的地位以及推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尝试推广语体文替代文言文之可能。其目标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包含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内涵的新语体文，作为对文言文的更新，为《和合本》的翻译寻求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这样一来，在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层面，困扰传教士们的语言问题就彻底得以解决。

有意思的是，富善有关圣经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讨论，并非拘囿于中国，而是建立在一个可供参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圣经最初的各个民族译本，都是供那些知识精英阶层阅读的，之后才出现供那些大众阶层使用传播的译本。上帝和圣经不应当局限于某一特定阶层或组织。“那些普通民众该有多么需要白话版的圣经啊，这样他们就能够接近那被封闭的福音宝藏了。”

有学者把《和合本》翻译策略总结为“四项基本原则”：1．用全国通用的语言，不用地域性土语；2．必须简单，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3．必须忠实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4．原文中的暗喻（或隐喻）应尽可能直接译出，而非意译。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形成的过程，也是在本于真理传达福音的前提下，对语言更新的一种探索。

富善显然是一位能够准确认识语言更新之必要性，且在圣经翻译事工中躬亲的实践者。从富善关于语言的考察与《和合本》翻译的实践来看，我们发现，语言策略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隐匿但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总结来说，《和合本》的存在是中国教会在同一真理下的共同见证。在《和合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多次咨询众多地区的教会，期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最终共融成合一的见证。尽管历来不乏对《和合本》译本的意见（大多是源自后来圣经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和合本》应负的责任），但它对中国教会合一的贡献却是不能磨灭的。由于清廷于1905年废除科举，导致文言文的使用率大幅下降，使类似官话的白话文成为通行语言。《和合本》出版的1919年，正值五四运动引起的语言革命之际，而这部中文圣经译本，成为了一本准确把握了语言更新脉搏的权威性译本。

四、新时代基督教中国化事工的推进也需要进行“语言更新”

2019年，中国教会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纪念《和合本》翻译出版100周年。《和合本》这个持续了100年的“历史事件”，自然有着多层面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学习。通过对《和合本》翻译策略的简略论述，我们总结出一种和合精神，就是“合一”和“通用”的精神。“和合本”（Union Version）一语本身，就包含了“合一”和“通用”之意，《和合本》本身就是合一工作的“果子”。联合之过程充分证明了一点——教会的语言会在圣灵的引导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写作和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过程，启发我们今日中国教会当在语言层面开展更新的工作。

笔者提供几个建议，供读者参考评判。

1．中国教会当鼓励弟兄姊妹大胆使用自己所熟悉的用语来表达中国基督徒自己的信仰情感和经验，对教会用语进行更新和补足，避免简单地套用“港台”的教会用语。

2．在讲道语言“风格”上应该多提倡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谦谦君子风格。建议一种娓娓道来、论证严格的讲道，避免对宗派性的语言风格进行简单的移植。

3．崇拜礼仪作为一套语言符号和象征体系，极大地塑造了所参与的个人与群体。中国教会恢复活动至今几十年来，对崇拜礼仪的语法更新诉求比以往更多。在引进和学习西方传统的崇拜礼仪的同时，尤其要注意语词和用法的中国化转化工作。

4．鉴于新的圣经文献重新发现和新的学术成果的出现，可以适时启动新的圣经翻译计划作为对时代发展的回应，也能更好地把握圣经真理。

总结来说，从新约圣经成书的“通用希腊文”的选择使用以及中文《和合本》的“白话文”语言策略成功的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新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有赖于把握时代脉搏，寻求在语言层面的最广泛共识，尤其要满足广大信徒的语言需求，这是一个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文化肌体中的基督教所该做的，这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领域之一。笔者认为，与当代中国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富有成果的互动，不仅有益于教会的成长，也有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基督教会在新时代的中国化进程中，仍然需要对基督教大传统和普世教会的资源进行高质量的翻译、消化、理解，并且要创新我们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基督教鼓楼堂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