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以中国角度来诠释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中国教会需要圣经，中国基督徒十分喜爱圣经，把圣经当做“生命的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中国人如何读经？这就需要以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伦理、中国人的经验进行圣经的品读，如此才能建构起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圣经的传承、诠释、运用以及传播。

下面我简要谈谈以中国角度来诠释圣经的认识和体会：

一、以中华文化进行圣经传承

读经与文化无法分割，就基督教中国化而言，近年来在学界和教界引发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索与探讨，内容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教会体制和神学等现实问题，具体范围涉及圣经神学、教义神学、实践神学等，其最终目的是要寻求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的路径。

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具有包容精神。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的儒家、道家等学派关于和谐包容的丰富思想，既形成了和谐文化的固有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时可以利用的宝贵思想资源，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宝藏。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圣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对西方世界的语言、政治体系、文化事业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在中国处境的传播过程中，也与中华文化产生了互为包容、互为接纳的态势。相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讲，虽然圣经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异化”的特点，然而，由于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因此，只要存和谐包容的心态、包容的意识，就能在圣经中摘取属灵的知识与生命的灵粮。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广博的心来阅读圣经尤为重要，如同海沙不可斗量，用接纳的心态、广阔的视野来阅读圣经，必能在包容的中华文化背景下读出博大精深的基督教真理。

今日巨变中的中国基督教有可能对中华文化做出新的贡献，而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以及中国语境中的圣经观研讨，都为这个可能的贡献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前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经典的中国化是宗教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和合本》圣经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中国基督徒只有通过包容的文化去诠释与传播圣经中的精神，才能让圣经成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对话以及宗教和谐的桥梁。

二、以中国情感进行圣经诠释

圣经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其不仅是中国基督徒的圣经，也是上帝赐给所有人的圣经。在圣经传播史上，本土化或在地化的圣经翻译，既体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又体现了贴近中国人文化认同与情感依附的实践。以福州话《榕腔圣经》为例，《榕腔圣经》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努力或尝试，在当时的价值可以说是不可否认的，传教士们借助榕腔得以进入社群，逐渐建构了体认福州人情感、贴近福州习俗文化的传统，使福音的种子在这片异文化的场域得以播撒。

中华民族是具有丰富而博大情感的民族，既有个人情感，又有集体情感，更有国家情感。例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还有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根植于中国的文化认同的范围之内。

放眼世界，与中华民族有着同样源远流长历史与灿烂辉煌文明的犹太民族，对国家情怀也有着真情流露和深刻领会。在旧约《诗篇》122篇、126篇以及137篇中，专门论及每一位普通的犹太人对于自己国家所当有的深切热爱、使命担当与真挚祝福。

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用自己独特的情感来解读圣经，必定能从圣经中带出特有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怀。比如作为从小到大受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熏陶的中国基督徒，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情怀去理解《诗篇》137篇，就能够更容易地读懂诗人的心意，并且能够产生共鸣。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137篇5节至6节）这是何等真挚的感情！表达了诗人作为上帝子民，与国家同悲、同喜、同荣的真实感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圣经在中国特定语境中的阅读与诠释，必须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感以及中华文化认同，这使得基督信仰能更加容易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处境之中，与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相适应。

三、以中国伦理进行圣经运用

圣经与伦理关系密切，圣经包含伦理，圣经的运用亦是伦理的实践。中华文化的特征具有实践性，在中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也必须侧重于实践性特征，对此，谢扶雅有精辟的论述：希伯来人重“信”，希腊人重“知”，中国人重“行”。中国人并非不知“知”，而是以行验知，并非不要“信”，而是以行证信。

《两种道德论》中指出：“‘宗教性道德’本是一种‘社会性道德’。它本是一定时代、地域、民族、集团，即一定时、空、条件环境下的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为维持、保护、延续其生存、生活所要求的共同行为方式、准则或标准。”就西方基督教伦理来看，其影响是巨大的，诸如反堕胎运动等。而中国社会深受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礼教影响，“礼”既是伦理也是政治，同时还具有神圣的宗教性质，先秦儒家早就把三者捆在一起，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此而论，圣经在中国的传播、诠释以及运用，离不开中国伦理层面上的推波助澜作用。基督教的道德神学是“以原因达致结果”，而重实效的中国人的道德学说则是“专从效果来发挥”。这样一来，中国基督教神学将可以在实践神学方面有较多的发展空间。

丁主教从《约翰福音》《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中发现了一位宇宙性的博爱的基督，这位宇宙性的基督成全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一切的真善美。宇宙的基督不但是中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和好的神学依据，也是中国教会合一的神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运用经文或经文实践的中国化正是要阐发出圣经中的爱国精神、和谐思想、社会责任感以及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对圣经经文做出与时代合拍、与社会相融的合宜的阐释是必需的。圣经最核心的观念是爱与和好，对圣经的阐释应以增加对上帝、对人类的爱，以促成人类的和好为旨归。

因此，我们需要以仆人的姿态来研读圣经，以服侍的心态来践行圣经。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服侍层面，中国基督徒都要以实际行动来展现圣经的伦理精神。

四、以中国经验进行圣经传播

圣经传播有不同的经验，而中国教会亦有自己的经验。在当代中国，汉译圣经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进展。丁光训主教曾组织王神荫、陈泽民、骆振芳等老一辈教会领袖修订、重译《和合本》，并先后完成《诗篇》、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重新汉译。虽然其修订、重译《和合本》的工作尚未完成，但也贡献了老一辈教会领袖的智慧与经验。同时，中国高等院校的学者亦尝试将《和合本》加以现代汉语的修改和润色，虽然中国学者在直接汉译圣经经文上显得慎重，没有新的汉译圣经全文问世，但在汉译圣经注释、解经著作上却异军突起、颇有成就，贡献了学界的智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类译著出版颇多，如“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中的《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圣经正典》《新约文献与历史导论》《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以及“剑桥圣经注疏集”中的《〈出埃及记〉释义》《〈士师记〉〈路得记〉释义》《〈哥林多前后书〉释义》，等等。

很显然，在圣经传播中，圣经的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注疏、诠释和创新的过程，它不仅使圣经获得了一种新语言的表达，而且这种“新表达”还是“一种语言”的“多种表达”，展示了中国语言丰富的表达力，以及中国教内外学者的思考智慧与实践经验。此外，圣经的翻译进而推动、刺激了汉语的发展和改革。卓新平教授认为，在汉译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色古香之译、通俗大众之译，理解性“意译”、保真性“音译”，从“形式对等”的“直译”，经“语意对等”或“功能对等”的“意译”，一直到找寻“最佳对等”的“信、达、雅”的“绝妙之译”。

由此可见，一部圣经多种汉译，足以体现中国人的智慧结晶与经验之道。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翻译圣经文本、翻译圣经诠释的不断努力、不断开放、不断延伸，看到这种追求语言、意义、精神完美的锲而不舍、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验到中国语言的发展、变迁，看到了汉译圣经从古汉语，经深文理、浅文理，到官话（白话）和现代话语的发展。除此之外，圣经的汉译也从一个重要侧面见证并参与了近现代中国语言的变革，尤其是对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参与，在当代汉语的最新发展中，仍然可以察觉其活跃的身影。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基督教会需要在用经、讲经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相得益彰，让主的道既能够被人理解及受到欢迎，也能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在此框架内，教牧同工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宣讲，能够反映新时代的精神追求，能够融会贯通地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圣经故事，讲好中国教会自己的佳美见证。当然，在此过程中，不能生搬硬套，当有自己的思考和方法，当切合时代需求，通过时代语词，在中华文化基础上阐释基督福音。

回望来时路，我们心怀感恩；展望未来时，我们任重道远。我相信未来可期，有政界、学界的关怀与帮助，有教界的努力、思考与探索，中国基督教定能让圣经绽放出新时代的色彩，为新时代中国教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注入新能量、新内涵。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福建神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