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爱济世 医泽晋城——从“光生医院”到“人民医院”：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贡献

在晋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有一家医院历经风雨、数度迁址，从教会医院嬗变为人民政府的民兵医院，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条绵延百余年的生命轨迹，承载着基督教以仁爱之心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动人故事，也见证了基督教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的历史选择。

以信仰为根，以医济民

1902年，英国传教士司米德等人在原泽州府小东关购地40余亩，修建教堂、医院、学校、照相馆及教会用房共213间，正式成立“泽州耶稣教会”。这是基督教在晋城系统性开展社会服务的开端，其宗旨不仅是传播福音，更是以教育和医疗关怀民生。

1908年，基督教牧师司米德和女传教士车尔驰一边传教，一边从医，在现附小院内创办了光生医院。车尔驰擅长妇科，尤其是新法接产，在当时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极大地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深受百姓欢迎。这所医院的建立，将近代西医技术带入了晋城，开启了一扇“以医疗事奉社会”的大门。

博爱为怀，服务大众

1928年，光生医院改建为博爱医院。“博爱”二字，既体现了基督教的普世情怀，也契合了中华民族仁爱、济世的传统美德。医院规模进一步扩大，设西药房，开始使用听诊器诊病，用酒精、红汞消毒，并设有病房，病床虽多为土炕，却已具备了现代医院的基本形态。医院能够开展外伤缝合等小手术以及新法接产，大大提升了当地医疗水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博爱医院院址迁至小东关，时任院长张彦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医院始终坚持运转，救治伤病员、接生新生命，成为动荡岁月中守护百姓健康的一方堡垒。

奉献人民，融入新中国

1946年2月，博爱医院院址迁至小东关耶稣教会前院。同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诞生：由晋城县政府和基督教会协商，将医院的人员、药品和财产全部移交给晋城县政府。医院随即改为民兵医院，直接服务于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移交行为意义深远：它不是简单的财产转让，而是基督教界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拥护人民政府、服务新中国建设的自觉选择。教会医院的全部资产无条件交给国家，用于人民健康事业，充分体现了基督教“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精神境界。

此后，民兵医院不断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今天的城区人民医院。可以说，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根脉，深深扎在基督教创办的光生医院与博爱医院之中。而人民医疗事业对这段历史的接纳与传承，也是对基督教界所做贡献的最好肯定。

基督教与新中国同行的光辉见证

回顾光生医院—博爱医院—民兵医院—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引入现代医学，造福一方百姓。 新法接产、外科手术、西药应用，这些开创性工作改变了晋城缺医少药的状况，挽救了无数生命。

战乱年代坚持服务，彰显大爱。 抗战时期医院坚持运转，解放战争前夕主动移交政府，始终以人民福祉为重。

主动融入国家体系，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奠基。 1946年的整体移交，是基督教界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人民政权的实际行动，为后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资源和人员基础。

传承至今，医脉不断。 今天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依然守护着晋城人民的健康，那段教会办医的历史已成为医院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08年的光生医院，到1946年的民兵医院，再到今天的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一百多年的时光流转，名称变了、体制变了，但那份“医者仁心、服务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基督教先辈以医疗事工的方式践行信仰，最终将所有奉献给新中国，成为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早期典范。

这份历史告诉我们：爱国爱教从来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基督教可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独特而积极的力量。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传承仁爱，是为了更美地共融。